丽水储罐保温厂家 这华语片的奇迹，我们等太久了

       今天我们正在失去这样的电影。       观众失去耐心——       不符当下的创作逻辑，漫长而沉重，没有流量明星、不是爽剧逻辑，充斥着陌生面孔和拗口的原住民语言。       环境失去这样的可能——       接纳另一种角度的“抗日史观”。       也正因为如此，当它今天重映时，票房惨淡。       我们真的可以忘记吗？       赛德克·巴莱       01       《赛德克巴莱》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事件——       1895年，《马关条约》签订，清政府将台湾岛割让给日本。       从此，台湾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日本统治。       这其中，便有赛德克族。       赛德克族是世居台湾的高山原住民，原本过着传统的狩猎、农耕、编织的山林部落生活。       但日本人来了之后，他们的生存方式就被彻底改变了。       一方面，日本人以文明为名，建立铁路、驻在所（政府警察机构），以及学校和医院，试图“开化”他们。       原本的赛德克传统，比如狩猎、纹面等等被全面禁止。       另一方面，日本人又采取高压的驯服政策——       赛德克男人们通常沦为低廉的劳役工人。       女人们则成为家佣。       在日本人眼中，这些番人和猪猡没有什么区别。       1930年，在一次与日本人的冲突之后，忍耐了三十年的赛德克族的头目莫纳·鲁道终于决定掀起一场对日本人的反击。       于是在几天后雾社的一个活动上，赛德克6个部落联行动，发动了突然袭击，终导致场内的134名日本人全部被砍死。       日本人大怒。       他们调动了三千名军警，以及山炮、机枪、毒气弹等现代武器，打算一举剿灭赛德克一族。       结果如你所知——       接下来的几十天里，赛德克300勇士潜入深山，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，与日本人展开了殊死对抗。       听起来是不是一个特别标准的抗日叙事？       一个被压迫的弱势民族。       一个强国的邪恶入侵。       换做其他导演，Sir想，他们或者会改编成一个以少胜多的逆袭战役（参考各种抗日神剧），或者会拍成一部控诉很强的情绪电影。       至少说，这其中的正邪两方，没有可回旋的余地。       可《赛德克·巴莱》呢？       它却把大量的镜头，放在了人的复杂上面，呈现出了一片灰色地带。       比如主角，莫那·鲁道。       作为这场抗日斗争的对英雄，电影没有回避他在是否发动起义中长久的犹豫，也没有将雾社运动描绘成一场运筹帷幄的然。       电影里的莫那，作为部落领，也曾低头了二十余年，默许部族为日本人做事。       而起义的导火索带着强烈的偶然：一场宴会冲突，一个不肯罢休的日本警官的威胁。       实际上，他也曾想捱过这个时机。       得知儿子殴打日本警官之后，他气得对儿子拳打脚踢，还试图上门对警官道歉。       只是终的局势，还是把他到了那个临界点。       比如反派日本人。       电影中，管理每个族群的日本警察也具有随机。       发生反抗的马赫坡部落，日本警察吉村以挑衅原住民为乐。       而另一边终被策反的道泽部落，是一个看上去更友善的日本军官小岛。       他一向以文明、友好的表象对待道泽领，让自己的孩子和原住民小孩玩在一起，去了解他们的山林狩猎。       以至于当雾社反抗的号角吹响时，这个头目挡在了军官面前：       “小岛不能杀，他是好的日本人。”       这样的态度有问题？       不。       越是这种看似保留了一丝人的日军军官，他到后的残虐与赶尽杀的反差越是震撼——       殖民主义暴行之下对人的扭曲，不仅仅对准受害者，也对准了加害者。       所以没错。       电影中的日本人，不是单线条的恶魔或者蠢货。       电影里的英雄也有一定的瑕疵。       在非黑即白的叙事泛滥成灾、仇恨被简化为消费品的时代，《赛德克·巴莱》的重映，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们当下影视里缺失的灰色地带。       而这，才是《赛德克·巴莱》珍贵的地方。       02       但偏偏，这种珍贵，也是《赛德克·巴莱》受质疑的地方。       就像前面说的，电影摒弃了黑白分明的史观，刻画出了各种不同人的不同立场，呈现出了一段为丰富的历史。       于是不可避免地，会让我们在观影时产生不适的情绪。       比如赛德克人“出草”。       这是他们的成人仪式，但所谓“出草”，其实指的是割下“敌人”的头颅。       你会觉得，这是不是太野蛮了些？       或者雾社事件。       在雾社运动会上，赛德克的刀锋不仅砍向日本警察，也挥向了妇孺，孩子们在巴万的带领下冲进学校，杀死了熟悉的老师与同学。       你会怀疑，这是不是有些过头了？       在这样“不适情绪”的影响下，许多人开始联系起导演的场外言论，开始怀疑这部电影是不是“屁股歪”了。       但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电影失去的？       几乎所有人，电影应该彻底的“迎”——符正确的三观，满足观众的口味。       任何的“不适”和“冒犯”，都是危险的。       要么被驱逐，要没被市场抛弃。       而真正有勇气的电影，恰恰是要制造一条我们观念中的裂缝，才能让光照进来。       电影让我们感同身受地回到那个战场，并迫使我们去思考“为何如此”的问题。       明显的一个例子，铝皮保温花冈一郎与二郎。       他们是整部片子悲剧的角色。       这哥俩并不是日本人，而是赛德克人，但他们做着驻在所警察兼蕃童教育所巡查，他们与日本人联姻，努力漂去自己被文明世界视为“野蛮”的印记。       我们两个不想当野蛮人       但不管怎么努力装扮       也改变不了这张不被文明认同的脸       你可以说他们是叛徒。       但类似的处境降临在你的头上，你又会如何抉择——       面对另一个文明强大的武力，是融入先进，还是负隅抵抗。       就不关联历史了，也不方便再往下说。       就拿虚构作品来看，《三体》中面对科技降维打击的三体人，地球不也出现了“降临派”？       所以，类似的命题还是还是会引发我们争议和纠结。       老实说，这样的挣扎会让我们很容易把自己代入进那个历史语境中，并去设想，假设是弱势的赛德克人，从小接受的是日本人的教育，并看不到逃离的希望，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       而影片中的这哥俩，显然都只是有着一定局限的普通人。       他们只能生活在挣扎之中，寄希望于时间改变一切——       “现在不被接纳，再等等就好了，再等二十年，等我们的孩子长大就好了。”       即便到了后来。       当马赫坡面临灭族之灾时，他们选择了给雾社反抗提供枪支，跟随赛德克部落流亡。       这样的挣扎还是一直存在于他们内心。       于是你看，故事后，两人自己选择成为部族的“淘汰者”，成为一具具山顶挂尸的一员。       但自杀的方式却依然充满矛盾——       雨中，二郎用赛德克人献祭祖灵的方式自缢。       而一郎则是穿着和服，给襁褓中的孩子喂下后一颗糖丸，杀死妻子与孩子，切腹而死。       自尽前，一郎发出了终之问：       “我们到底该是日本天皇的子民？还是赛德克祖灵的子孙？”       这是他们没办法搞明白的答案。       在这样的情况下下，他们的挣扎、妥协与终的毁灭，不该被简化为“叛徒的应有下场”，而应该是个体灵魂被战争撕裂的普遍悲剧。       于是电影赋予了他们深切的同情——       那种在两种文明夹缝中，作为一个弱者，无论转向哪边都是刀刃的望。       是的，《赛德克·巴莱》所呈现的并非是单薄的英雄赞歌。       更是对人类困境的深刻思考。       它的确有很多镜头会让我们产生不适。       但这样的不适，往往会是我们开启思考能力的动力，是避免我们“单细胞思维”的重要砝码，它提醒我们，真实的历史往往没有什么宏大叙事，它有时会充满偶然，真实的人也没那么平面，他们往往充满了挣扎。       只有直面真实的困境，直面那些千疮百孔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待历史。       而这样的提醒，才是当下我们稀缺的。       03       所以说，为什么现在很难再拍出《赛德克·巴莱》这样的电影了？       这里当然有创作者的主观原因——       要知道，当年魏导拍这样的电影困难重重，他拍摄过样片，接受过捐款，为了这部电影他前前后后筹备了12年，直到《海角七号》大火之后，他才有机会在很多人的帮助下完成这部注定不卖座的电影。       这样不讨好不得利的举动，鲜有人再去尝试了。       更有环境的客观原因——       这是一个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断章取义、每一个历史片段都被急于贴上标签、进行道德清算的时代。       人们越来越不接受“复杂”的存在。       举例来说。       在我们在观看这部电影时，银幕内外的对话正在发生。       Sir在视频网站上，看到电影出现赛德克人杀死日本妇孺的镜头时，弹幕上飘过了大量“杀得好”“再多杀几个”的弹幕。       这些声音，恰恰是电影试图对抗的思维方式。       甚至于再进一步——       当我们看到依据某些名字就开始对某部电影进行歪曲解读，当我们看到依据一些片段就对某本书下了定义，这何尝又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呢？       如此思潮之下，又有多少人还“敢”呈现那些真实的复杂呢？       大概，也只能避之不及吧。       于是这次重看《赛德克·巴莱》，Sir感动的不仅是莫纳在长久的忍耐之后，爆发的那道怒火：       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要繁密，       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，       但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！       如果你的文明是教我们卑躬屈膝，       那我就带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！       赛德克巴莱可以输掉身体，       但是一定要赢得灵魂！       更有电影不急于告诉我们谁是对的正确，谁是对的错误的态度——       激进的莫那、矛盾的花冈兄弟、傲慢又困惑的殖民者、在自缢中成全族群的女人、被仇恨催熟的少年。       我们看到他们“活”在了历史的聚光灯下。       这迫使我们自己去感受、去思考、去承受那份心灵的重量。       所以没错。       在这个信息爆炸却意义稀薄、情绪高涨却思考匮乏的时代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《赛德克·巴莱》这样的“沉重”。       它是狂热与狭隘解毒剂。       当战争被简化为滑稽的表演、仇恨被烹制成廉价的爽感，我们渐渐忘记了真实历史的血肉模糊与道德复杂。       《赛德克·巴莱》用血淋淋的残肢、妇孺自缢的寂静、少年眼中的早熟疲惫，将我们拉回地面。       它是对“人”的尊严的一次深情凝视。       而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轻易站队、急于审判的舆论场里，《赛德克·巴莱》以其史诗的厚重与叙事的复杂，守护着一种正在消逝的能力：       在仇恨的循环之外思考，在不遗忘历史的情况下，尝试超越仇恨。       就像后，莫那的孩子们在废墟上分别。       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路：       哥哥选择战死，妹妹选择活下去，繁衍后代，把父亲的故事讲下去。       “要记得每一条不屈的脸孔。”       这是电影留给未来珍贵的嘱托。       编辑助理：就是涂怡乐